一个大一的学生说，他们班级组织活动，搞彩排，邀请了学院学生会的几个“小干部”来指导。彩排前，班长紧张兮兮地向全班同学说，这几个人可能不是学生会的一般干事，而可能是“中层”！他们在台上排练，几个“中层”在台下看。看完之后，有一个“中层”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批评与指责，“如果你们非要这种脑残式的内容，我们也管不了了”，云云。

我不知道目前的学生组织中，“中层”这个词儿被提及的概率有多大，也不知道这个只应存在于职场的、带有显著官僚气息的、过于威权的词汇，是怎样走进本该阳光灿烂的青年群体当中的。我只知道，二十年前的我们当中，没有这个词儿。而且，那时候的我们，即便做了“小干部”，多数也只是当好玩、求上进，没有动不动就对“同类”大加呵斥和显示威权的。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学校的管理。二十年前的学校，处心积虑地对教师这个职业进行的“管理”并不多见，大部分的教师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闲云野鹤式的“自我管理”状态。但是，目前的学校管理，却处处皆是荀子论秦的“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各级组织中对人的控制是不是严格了？这种严格是从“小国寡民”式的农业社会往现代社会过度所必须的吗？我们使用的对各类组织进行管理的办法，是开放的结果即西方式的管理，还是复古的结果即专制式的管理？“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的“秦国之俗”是否在假借西方管理还魂？质言之，我们的文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对于文化进步和退步问题的回答，不管是怎样的结论，都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问题。我有一个较为持久的观点，认为家文化是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袛。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认为除了家文化外还有官文化、酒文化等等。我说，官文化、酒文化其实也是由家文化里衍生出来的。说到底，官文化不就是家长式的威权文化吗？酒文化，不就是想把生人变成熟人、把外人变成“内人”的过程吗？再想想我们生活中的文化，皆是如此。比如，讲求情感的道德文化、讲求顺从的忠诚文化、讲求礼尚往来的礼文化和可能演变成的贿文化、讲求义气的帮派文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