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仅仅是企业需求，与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最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家有着系统的商业理论和文化认知，能够为企业打造适合自己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但这样的情况却并不多见。

　　商业伦理：走出误区

　　企业发展需求的文化支撑与企业家的文化理念大多数并不相同，甚至还常常陷入违背商业伦理的误区，中国企业家尤其如此。比如：人们常把经商称为“下海”，两字间道出对经商的文化鄙视。

　　许多中国商人的梦想是后代不再经商，和学界盛行的学而优则仕一样，商界盛行的也是商而优则仕。企业文化是商业伦理的核心部分，但在中国，国学正统是不承认商道的。

　　所以，企业家讲“儒道佛”是文化误区之一，往往源于企业家作为自然人，在内心深处不认同或不理解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讲国学正统而不认同商业伦理的人，多半也没有理解正统国学，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积极入世的利—智—信，而儒学求正统，道家重无为，佛教讲出世。

　　厚利文化：候时转物

　　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推崇薄利多销，而“薄利”之说有虚有实，有些企业是求“厚利”而求之不得，有些企业则是藏“厚利”而不说实话。

　　中国的商道之祖是陶朱公（即越国名相范蠡），他的商业原则之一为“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即10%的成本加成定价。这句话常被引用来证明为商不可逐厚利。其实在这里，陶朱公讲的是贸易，“候时转物”是要把握天时地利，流转货物。春秋战国时期以农为本，工商为辅，商业税负较轻，还有政府保护。当时的商贾地位很高，社会地位不在农工之后，而在农工之前，地位仅次于士，文武百官退出政坛时，褒者从商，贬者归田。当年商家开业常用的对联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两人都曾是大政治家。现在不同了，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的税负很重，以中国为例，企业的广义税收包含60余种税费，通常要占到企业税前利润的50%以上，若仅“逐十一之利”，企业何以为生？何谈创新成长！

　　薄利多销，“候时转物”，现在仅是企业在起步和生存阶段的根基，既然利润是根，创新如命，诚信为本，而厚利文化的支柱正是智与信。现代企业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厚利只有两个公平合法的来源，其一是人的智慧，其二是信用杠杆。企业经营一旦融入人的智慧与社会资金，才能真正走出生存阶段，开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成长。

　　智信文化：成长创新

　　在生存阶段，企业可以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薄利多销，“候时转物”。但在智与信的文化层面，企业不能只做贸易，要创造高附加值。创新产品的厚利来自于人的智慧，守信创造的厚利来自于信用杠杆，来自于企业融资创造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旦企业的经营融入了人的智慧，融合了社会的资金，就能够创造超额利润，在高成长中为社会不断创造更新的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守信是融资之本，创新是融智之源。有了融资融智，企业的厚利未必来自于提高商品价格，反而会将因循守旧却薄利多销的企业逐出市场。

　　现代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其中利是厚利，智在创新，信可融资，三者合一才能构建高成长的创新型企业，在商品市场中享有高信誉，在资本市场上获得高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