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部长年薪只有十几万元，一面是个别国企高管领取近千万元薪酬，这种悬殊差距乍看当然确实显得很扎眼、很不合理。但在这里，真正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追问思考的问题显然还是：这一薪酬对比究竟为什么显得“扎眼”、“不合理”，是否仅仅只是因为表面薪酬数字上的悬殊差距？回答恐怕只能是否定的。道理当然很简单：在时下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领取近千万元甚至更高薪酬的企业高管，其实并非什么稀罕事，如许多市场化的民营、外资企业高管，但是，这些民营、外资企业高管同样远远高于部长年薪的高薪酬，却并没有让人觉得多么“扎眼”、“不合理”。

　　这显然表明，个别国企高管领取近千万元薪酬之所以让人感觉不合理的真正原因，其实主要并非简单外在的薪酬数字，而是央企国企的特殊企业背景，尤其是由此进一步衍生的国企高管们官商、政商不分的特殊而错位的职业身份。一方面，身为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国企高管们的任职事实上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而并非市场化的选聘。另一方面，作为商人和企业经营者，国企高管们所享受的往往又是市场逻辑之下的市场化高额薪酬。这种凭借亦官亦商身份既能“两头通吃”又能“两头避险”的职业待遇，显然非常不合理、不公平。这正像有专家指出的，“不能一边享受着‘红色保险柜’待遇，另一边又拿着高薪”。而此前《人民日报》也曾披露一些央企高管任命存在“当不了省长当董事长”现象——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某些官员的肥缺，成了攒养老钱、享清福的待遇。

　　因此，要想真正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简单降薪并非关键，而关键在于，必须充分厘清国企高管身上及其背后国企本身的“官商政商”界限，真正让官员的归官员，商人的归商人，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际上已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如《决定》明确，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依据上述《决定》要求，如何合理规范国企高管薪酬，或许主要取决于进一步厘清解决这样两个方面的挂钩问题，一方面是，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的方式与其选聘方式密切挂钩，也即，只有在市场化选聘前提下，国企高管才有资格享受市场化薪酬，否则，便只能按一般政府公职人员标准来确定薪酬。

　　另一方面是，将国企高管薪酬与其所在国企的功能密切挂钩，若是公益性、垄断性国企，国企高管则应严格限薪，不能简单按市场化标准确定薪酬，而若是营利性、非垄断的竞争性国企，国企高管则不妨按市场化标准确定薪酬，因为在严格遵循市场化选聘、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市场规则基础上，即便“领取近千万元薪酬”，也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若夷（湖北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