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可以从3方面进行梳理。”蒋洪强表示，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是否真正转变，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是否真正落实，考核结果是否真正起到改进环境绩效作用，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二是考核技术方面是否准备充分，是否成熟，包括环境资产负债表编制、考核指标体系、考核评估方法。”蒋洪强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投入多、见 效慢、效果难以量化等特点，环境质量的变化、生态的破坏、环境政策的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也难以体现出来。因此，环境绩效考核面临着如何处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周期短与环境绩效考核周期长的冲突问题，以及时间滞后问题。

　　“三是配套政策的保障，包括考核的法规依据、激励和惩罚措施、环境审计等。例如对一些生态脆弱地区不进行GDP考核后，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完善，当地人们生活是否得到真正保障，这些都需要考虑。”蒋洪强说。

　　具体到法制建设，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考核方面的专门立法。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 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考核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结果绩效考核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而且各地由于绩效考核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 相互之间也难以进行比较和交流经验。

　　另一方面，绩效考核往往被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缺乏长效机制的建立，进而导致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

　　此外，环境绩效考核涉及环境、生态等大量的数据，但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数据基础相当薄弱，环境基础数据缺失、部分环境数据质量不高、数据透明度不高，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严重影响环境绩效考核的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