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J:东方情境下的管理新理论
知识库 > 组织管理 > 正文 961 唧唧堂研究人 sherry 2016-02-24 09:12:12

近期,管理学一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许多编者们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者们提出更多适宜于东方化情境的管理理论及构念的文章。文章回顾了近几十年发表的管理学文章在理论创新及贡献上的不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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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管理学一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许多编者们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者们提出更多适宜于东方化情境的管理理论及构念的文章。文章回顾了近几十年发表的管理学文章在理论创新及贡献上的不足以及对西方化理论的过度偏重情况,分析了东方与西方社会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呼吁更多研究者在深入理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更多产生于东方式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社会实际突出问题的创新性理论及构念。
 
这一号召对所有中国的管理学领域甚至其他社科领域的研究者都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特将文章内容整理归纳如下,希望对大家的研究都有所帮助。
 
近年来,亚洲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日递增。在西方经济主导了世界几个世纪之后,中国、印度、以及亚洲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崛起,都在挑战西方在全球工业中的领导地位及传统的西方管理理论和视角。
 
据预计,在2030年前,亚洲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世界银行,2012)。而这一实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却与管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不想符合。
 
根据统计结果,在2015年的17846名管理学会成员中,美国仍旧占了最多数——54%的成员,只有18%的成员来自西方(北美及欧洲)外的学术组织,而这其中又只有9%的机构位于亚洲。这一比例是与世界各大洲的人口比例极不协调的。
 
另一方面,在发表刊物的数量上,管理学顶级期刊AMJ上在2010-2014年间有文章发表的943名作者中,仅有8%的作者来自亚洲,而且大多数都位于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及新加坡,近些年又陆续有一些来自印度、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研究。
 
然而,这些基于亚洲情境的研究虽然采用了亚洲的工作样本,却多数仍然是以一种西方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将西方的管理理论直接搬入东方情境,并没有提出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化的新理论。
 
就此,文章逐步分析了东方国家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具体不同之处,东方情境研究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新研究的建议。
 
东西方管理情境的差异
 
“东方”这一概念虽然与亚洲近似,却主要针对亚洲中部地区。亚洲国家虽然在地理分布、政治、及经济上各有差异,却都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及哲学理念,这些文化成分尽管在具体的东方国家间稍有变化,但都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以下就从制度、哲学、以及文化价值观上具体说明。
 
制度层面
 
亚洲国家的制度环境尽管囊括了君主立宪制、专制君主制、一党制、联邦制、自由民主制、及军事独裁,但总体说来,亚洲存在更强的政府控制,从而使高效的社会改革及经济发展成为可能,也带来了亚洲近年来在经济上的群起之势。但这种政府权力的强化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尤其是要做到在政府领导同商业部门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也是造成亚洲一些国家猖狂的腐败、较低的法律执行力、监管政策不确定等问题的原因。因而,亚洲的国家可能更重视于其与政府权威部门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的规则、价值观、规范都普遍源于一种以“关系”为中心的导向,这也解释了信任建立、社会资本、人际关系、互惠性的保持在东方情境中的重要性。
 
哲学层面
 
亚洲的政治及制度环境虽然复杂多变,但引导企业家和管理者们领导、管理、发展其事业的一种稳定的、重要力量来源即其内部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传统、及哲学。东方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丰富的哲学传统和信仰,比如,儒家在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有很深的根基,佛教在日本、中国台湾、缅甸、及泰国影响较大,天主教主要在菲律宾,而伊斯兰文化则流行于印尼、马来西亚、和中东一些地区。在中国大陆之内,又有五种主要的哲学流派:四种是土生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以及一种外来的——佛教。儒家对道德、仁义、及权威的强调是家长式领导作风的根基,在华裔的家族企业中非常普遍。道家基本教义中的正念、同情心、中庸之道、及事物的相互依赖影响对于领导力及管理都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其中被动的成分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可能不太适用。而法家对于奖罚分明的制度规则的强调,更是在中国的企业中较为流行。以《孙子兵法》为中心的兵家将权谋、知识置于武力争执之上,也被许多日本及韩国企业奉为经典,甚至被西方企业借鉴。
 
文化价值观层面
 
东西方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别,已得到了很多针对个体及团队的管理学研究的证实。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有很多,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及权力距离作为两种文化下的人们看待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导向,是公认的最重要的两种。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相信大家应该不会陌生,指的是人们更偏重于个体的利益目标还是集体的目标利益。研究发现的一些明显的不同是:
 
(1)中国人对陌生人有较低的信任,双方在进入到有更深意义的交流之前,需要先建立一定的“关系”;
 
(2)中国人在处理问题上更加灵活,针对不同的人和情境会有不同的对策。
 
相反,美国人相比之下对陌生人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广泛信任性),但在处理不同情境下的相似问题时灵活性较少。
 
权力距离则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看待及面对纵向的权力关系,是否能够接受组织中不平等的权力分布。许多研究都表明,东方社会(如日本、中国、印度)的人们对于不平等权力分布的接受性要高于西方国家。东方组织中的领导独裁程度更高。
 
东西方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人们在传递及解读信息时的交流风格差异。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在交流时对情境线索的依赖性很高,以此来传达一些较为隐晦的信息,避免直接冲突和尴尬情况。而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的人们则更倾向于用直接和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表达信息,对情境的依赖程度较低。
 
东西方差异的管理学研究现状
 
东方社会在制度、哲学、及文化上的不同产生了与西方不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系统,其中的一些体系经过部分研究者的介绍已被西方社会所了解。在这里较为值得一提的是Chen和Miller(2010)年提出的一种“双边文化”(ambicultural)视角,描述了许多亚洲公司在发展国际业务时面对东西方不同文化时的一种 “两面派”倾向,以同时满足两种看似分离的目标,促进公司短期的发展和长期在市场中的地位。一个突出的例子即三星公司在融合西方优异的管理措施和公司基本的日本式体系上取得的成功。
 
然而,在这些正式的商业组织之外,东方社会还面临一些发达西方国家不需面对的一系列社会和制度挑战,比如贫穷等。而这些是基于西方发达经济情境的管理研究很少关注过的问题,需要一种创新性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发展策略。
 
管理理论的提出
 
那么,我们已有的这些管理理论都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Colo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回顾了1963年到2007年在AMJ杂志上发表的667篇文章,发现管理学领域中的大部分理论都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到20世纪八十年代之间发展出来的,而在近几十年中,新理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时期,组织的管理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现象,因而促进了各种管理理论的提出来解释这些现象。在这段时间之后,虽然管理学研究都在强调理论贡献,大部分研究却只是对现有理论和范式的补充或改进,在模型中加入一些前因变量、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作为理论贡献,并借助已有理论的知名度和广泛应用获得较高的引用率,很少有全新的理论和构念提出。
 
究竟什么样的情境能够促使新管理理论的提出?这里要提到两本很有借鉴意义的组织管理书籍,一是Smith和Hitt(2005)的《杰出管理思想:理论发展进程》(“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介绍了24位提出了管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的学者对自己发展和改进理论过程的回顾;另一本是Pugh,Hickson,和Hining(2007)的《组织领域的伟大作家》(“Great writers on Organizations”),介绍了65名二十世纪以来提出过有深远影响理论的学者的观点概要。根据这两本书的介绍,早期的这些管理学理论家都是对他们时代社会问题的密切观察者,亲身经历了组织的一些生产问题,或者困惑于观察到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变异。而他们创建理论的动力就是理解这些管理难题,找到当年这些迫切管理问题的对策。在这些早期时代,由于没有先前的理论可以使用,他们只能针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管理实践问题,建立自己的理解(构念和理论),从而促使了丰富多样的构念、理论、和范式的提出。而近几十年来,管理学研究的导向由对实践做贡献转为对理论做贡献,却反而只产生了很少的全新理论。从这点上来说,前人的文献既是一种指导,又会使人变得盲目。
 
在AMJ编辑们对反映东方情境下管理问题的新颖理论研究的倡导下,近期也有少量比较好的文章出现。这些文章的共同点就是是对一种观察到的实际难题的归纳性研究,首先通过深入的对现象的观察和记录,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进而通过分析来逐步提出新的概念理论。这些文章的作者都对观察到的现象有很长时间的体验,并且都有多文化接触的背景。多文化的背景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新颖的研究问题,跳出所处环境和时间上的局限性。此外,向管理学外的其他学科学习也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一些管理问题。
 
提出东方化新理论过程需注意的一些问题
 
尽管存在亚洲化的管理构念,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稿却都难以通过一流期刊的评审过程。虽然一些文章是因为对一流期刊的风格不熟悉,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在东方化理论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理论论述上的挑战,分为三种:构念等同(Construct equivalence)、构念突出(construct salience)、以及构念灌输(construct infusion)。
 
构念等同是说,新提出的构念可能和已有的一些构念本质是相同的,比如信任这个概念在东方情境下可能有一些自身不同的说法,却有着相同的含义。这些新构念尽管以一种新的命名出现,与原有概念却没有显著差别,因而在理论上的贡献并不突出。许多投稿的失败就属于这一类别。
 
构念突出指的是一个已有的西方构念的某种特性可能在东方情境下变得更为突出。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默契“这个概念,指的是两人在言语交流之外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意图和偏好等。这一概念与西方构念中的相互知识及一致性是相似的,但在东方高情境性的交流环境之下却有更突出和重要的作用。这种构念突出的情况也是创建东方化理论可以考虑的一种提出途径。
 
构念灌输为现有的理论加入了新的成分,使其内容更为丰富和细腻。这种情况的例子可以参加Chuang等人(2015)的研究,将组织-个体适合度的概念引入儒家情境下的组织中。
 
最后,想要输入亚洲情境下的管理新构念的研究者们还面临比西方学者更多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需要首先深刻理解现有的西方理论,才能判断新的构念是否与原有构念完全不同或有所重叠。大多数情况下新构念都可归为以上提到的构念突出和构念灌输两种情况,在极少数构念对西方社会是全新的情况下,就需要进一步考量构念的信效度和边界情况。
 
结束语
 
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各种管理新情境出现的高峰时期,互联网+的普及、全国上下的创业热潮、股市风暴等等,都给管理学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素材。真心希望我国的管理学研究者们能抓住这一机会,以解决实际管理困境为导向,创造出更多我国情境下独特的管理理论和构念,再创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管理理论发展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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