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成为商业环境的一个催化剂，推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在公共教育、医疗防控、在线服务、职场办公、远程协同等领域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改造。

祖腾表示，从供给侧改革看，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进入后半程，国内产业布局重塑将持续深化，中国制造将升级成为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将快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由此，我国持续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的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这些政策将时刻影响着企业未来的业务走向和战略变革。

不仅如此，祖腾认为，除了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对产业格局的影响可能会更深远。

需求侧改革根源是新消费的来临，承接内循环战略需求的管理会成为新的工作重点。

过去谈消费升级，而现在已经过渡到消费分级，其典型特征就是消费两极化增长。

高档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众多满足一线城市人群的产品和服务应运而生；同时像拼多多等平台也让下沉市场消费不断增长。

“不过，当下对整个产业环境和商业环境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也取决于是否具备新技术研发或者应用的能力。”祖腾说。

比如备受关注的新材料、生物科技、航空技术、神经科学等领域，实际上这些新技术已经在很多场景投入应用，如纳米材料、新药研发、脑机接口研发等。

对新技术组合的大规模应用正在颠覆商业模式和升级企业战略。随之给企业带来的挑战就是其组织能力是否能够适应外部多变的商业环境。

因为外部市场变化将会引发企业战略的变革，如果组织不跟着变革，就难以具备驾驭这些新模式、新技术人才的能力，企业也就不具备竞争力，将会被淘汰。

外部环境变量繁多，那商业领域不变的因素是什么？

祖腾认为：“不变的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生产力是世界发展恒定的驱动因素。”

影响世界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卫生、社会等因素的变量，统一受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和影响。

生产力的先进性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经济分工和贸易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生产力水平最终会影响到定价权，以及获得的劳动的附加值和利润。

比如，从原材料、粗加工、精加工，到研发设计，其生产力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可替代性就越来越低，抗风险性也就越来越强。反之生产力水平越低，可替代性也就越高。

因此，祖腾认为，未来的竞争与博弈一定是以掌握先进技术和生产力为决胜要素的竞争，大到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小到企业间商业模式的竞争都是如此。

高水平的一定是做研发和设计，低水平就是做组装。脑力密集型的企业技术含量高，利润水平高，难以被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技术含量低，利润水平低，就容易被替代。

“一个组织科技创新的能力越强，就越能处于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的高端位置，进而掌握国际贸易的话语权。”祖腾说。

比如，美国通过芯片遏制华为的发展，就是通过技术环节对中国企业卡脖子。同样，如果企业率先研发或应用了新技术，那将很难被同行业的跟随者超越，就可以持续领先。

具体到一个企业组织来说，就需要具备能够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的关键岗位人才，而且不仅是研发端，还包括生产、营销、运营、服务等各个环节。

那么，如何培养真正能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的人、构建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呢？

祖腾认为，只靠招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是靠内部人才的培养才能大规模解决企业先进生产力的问题。

当下很多企业都面临管理升级、战略转型和业务创新。

• 管理升级是向精细化管理、个性化管理进阶，提升组织工作效能。

• 战略转型是要紧跟时代趋势，抛弃旧产能、应用新技术、切换新模式。

• 业务创新则是要顺应时代、客户和消费者需求，进入新市场，研发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