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养老“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自推出以来一直被寄予厚望，然而其发展规模及速度并非外界所期待的那么迅速。近日，在由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共同主办的“沪港两地养老金制度与创新”研讨会上，多位来自保险、基金、证券的企业年金管理人士呼吁，强制企业年金，为企业年金“穿靴摘帽”。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研究，就规模而言，2011年我国企业年金资产占我国GDP比重仅为0.76%，而全球企业年金2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约38%，即使在“金砖四国”，我国企业年金占GDP比重也是最低的，巴西、印度、俄罗斯这一占比分别达到17%、5%、2%.

统计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达到4198亿元，较去年底增长17.6%.即便如此，我国企业年金占GDP的比重仍不到1％，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

根据郑秉文的调研，我国参与年金计划的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有实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交通、通讯、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中小企业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因此，企业年金被戏称为“富人俱乐部”。

香港强积金借鉴意义

2000年12月1日，针对老龄化问题，香港正式实行强积金制，即强制香港所有劳动人口成立投资基金以作退休保障之用，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全民年金制”。

据香港强积金局统计，截至2011年9月底，全港99%的雇主、近100%的雇员及74%的自雇人士已参加强积金计划，参加雇主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强积金计划的资产净值总计达3800亿元。强积金覆盖面远高于内地的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同时，强积金也是香港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运作公平、简单、透明度极高。

“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们现在缺的是长期资金。养老金才能真正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富国基金董事长陈敏认为，企业年金规模发展不上去的主要症结就是没能学习香港企业年金的强制性。面对严峻的养老现实，解决税收问题是当务之急。

长江养老保险董事长马力认为，香港强积金有点像内地的基本养老个人账户+企业年金，尽管保障水平不是很高，但是采取了完全实账制模式，有别于内地的统筹模式，也不存在空账和较大的财政负担压力。另外，强积金可借鉴之处是全部由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协助政府管理运作，相对市场效率比较高，抵御通胀能力比较强。针对内地的企业年金发展，她认为，相较于香港强积金的高覆盖率和企业、个人在规定缴费额度内的全部免税，内地的企业年金要“穿靴”，要“摘帽”，一定要穿上政策支持尤其是税优支持的靴子，才能走得更远更好，覆盖面更广，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发挥更大作用。

马力认为，“穿靴”和“摘帽”两者之间有很大相关性。如果用税优去支持的话，就可以对企业进行强制或者半强制，这样所有的中小企业都会进入年金计划，就不再是所谓的“富人俱乐部”，将企业年金制度发展成一个惠及普罗大众的制度。

提高规模、管理效率

据了解，当前对于企业年金征税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后端征税的EET模式，即对缴费和投资阶段免税、取现阶段征税；二是前端征税的TEE模式，仅在缴费阶段征税。前者的好处是可以激励企业建立年金，并防止税优补贴用于非个人养老消费目的，缺点是会减少当期的税收；后者则相反。

根据国际经验，几乎所有企业年金制度发展较好的国家都采用EET税收模式并提供较高的税收优惠幅度。我国对企业年金的税收制度仍然是TEE模式，且国家多个部门对于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模式和优惠比例仍未达成一致。

多位参会人士反映，由于企业年金规模不大，难以达到规模效应摊低成本，导致行业内费率竞争异常激烈，有些机构甚至对企业年金计划实施极低收费，导致经营机构在该部分业务投入大于产出，不少公司要用其他业务来补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与资本持续投入，严重影响市场良性发展。

“现在企业年金机构把很多业务成本和精力投在营销上，以及规模很小的计划日常管理上，而没有真正用在养老金产品的打造和资产管理能力的改进上，这是非常可惜的。和香港强积金相比，内地的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众多，集约化、产品化程度还不高，受托人的价值发挥不够。”长江养老保险总裁李春平表示。

而据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卸任主席刘嘉时介绍，香港强积金总共有41个注册计划，涵盖了25万家企业、230万雇员，体现了较高的规模效应和管理效率。这些强积金计划投资于500多个基金。基金收费有高有低，但平均费率约在1.7％。她强调，合理的费率是对管理机构的专业价值和服务水平的回报，也是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