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掌握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6月底，广东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534.4万人，33.2万名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转移呈现“两升两降”的态势：本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上升了296万人，外省户籍转移劳动力总量下降了233万人；粤东西北地区新增吸纳本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重上升了11.2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相应下降了11.2个百分点。
“广东全省劳动密集型工业比重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11年全省劳动密集型工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5.4%，比2007年下降0.3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也能够反映出广东省低端劳动力输入数量呈下降区域。”12月25日，对“双转移”做过很多调研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叶嘉国对本报如是说。

用工成本持续上升

12月25日，一则“劳务派遣用工不能成为用工主渠道”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梁光泽的高度关注。

作为深圳市宝安区一家电子厂的老板，梁光泽现在主要操心两件事——订单和招工。

“金融危机后，海外客户把大订单分解的同时缩短交货期限，订单波动性加剧。在此背景下，企业用工灵活性加强，所以之前就较多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梁光泽表示，现在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企业用工难度加大。

“一方面招工难，一方面用工成本持续高涨。”梁光泽表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从没有表示过对企业前景如此之大的担忧。

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是企业用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但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用工成本呈现出持续、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薪酬结构大多为固定工资外加一部分加班费，相当部分企业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固定工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这部分企业影响较大。

以富士康为例，虽然近年在内地建厂进行产能转移，但其深圳龙华厂区依旧有高达20多万名员工。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大陆，这家公司拥有28个园区，员工超过140万人。

2010年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不仅是这家全球最大代工厂的拐点，也成为中国劳动力结构发生质变的一道催化剂，其员工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最好镜鉴。

本报从富士康科技集团了解到，在2010年6月之前，富士康基本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员工工资（月工资900元），加班费另算。当年6月，富士康科技集团集团总裁郭台铭宣布，富士康员工最低工资上涨到1200元。当时坊间传闻：深圳市有关部门对富士康单方面提高工资标准表示不满，因为富士康涨薪对深圳市劳动力市场影响太大——当时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外为900元/月。

富士康涨薪倒逼深圳市在该年7月迅速将最低工资标准统一上调为1100元/月。

在当年10月，富士康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1650元/月。到了2011年4月，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也上升到1320元/月，同比涨幅达20%。

涨薪之势继续。到目前，富士康所有一线员工（深圳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1800元/月，如果通过相关考核将达到2200元/月。而深圳市也水涨船高，目前广东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500元，位居全国之首。

“如果按用工成本占企业成本的三分之一，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企业用工成本就得至少提高3%，同时考虑社保等费用的缴交，企业的用工成本预计提高5%。而一般制造业企业利润率很少超过10%，如果一下子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很多，企业会承受不了。”梁光泽表示，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确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型升级，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过多，也会影响就业。

相关财务数据显示，十年前，富士康的净利润率为6％，而现在却下降到仅为2％。由于富士康需要吸引并留住新的员工，其利润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