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在海南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从现在的20%增加到40%左右，对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都极为关键。此外，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应当提高到20%—25%是比较合理的。

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应提至20%—25%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迟福林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来推进，比如说过去我们经济总量很小，国有企业在做大经济总量上有它的历史作用，今天我们要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国有资本如何在拉动消费上起作用呢？第一它就要调整以公益性为重点，比如说它在保障性住房，在教育、医疗投入多一点，它对整个社会释放消费就会起到一个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其他社会资本难以起到的作用，为此更多的国有资本应该投入到这种公益领域，公益性领域，最大可能减少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甚至要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第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能拓宽社会资本进入一般性领域的空间，比如垄断行业，有些垄断行业完全可以社会资本进入，这样我们现在社会资本应该说现在面临着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社会资本外流的现象也很突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国有企业转移到以公益性为重点的同时，就给社会资本的投入留下了空间，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第三，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这个应当提高，现在比重太低了。至少逐步提升到20%—25%是比较合理的。

中等收入群体要增加至40%左右

在谈及国务院去年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迟福林表示，现在问题是两条，第一条需要在这个目标原则下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有具体的政策；第二需要突出重点，比如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比重很低，就应该作为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从政策、制度以及投入上来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这个就是我们收入未来十年，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倍增，从现在的20%左右能够增加到40%左右，对我们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都极为关键。

在谈及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措施时，迟福林表示，除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以外，比如财产性收入，比如说一部分农民要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哪里？土地一定要成为他的财产收入，这就有一个土地制度的变革；第二还有一个结构性减税，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相关联，只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那就有利于中层阶层的发育；第三有些政策的调整，比如住房政策，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性的消费需求得到支持，这个也很重要，当然还有教育结构等等需要改变，所以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

房价过高 有很大风险

迟福林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多多少少还是有泡沫，因为有的房价脱离了实际价值，房价过高，是有很大风险的，短期的房价过高，它和社会的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中长期可能就成为一个问题。虽然最近出台了“国五条”，但迟福林认为，政策的制订者意图是好的，但是实际的效果没有达到。

“‘国五条’到底会怎么样，大家还要看一看。现在各方反应不一样，大家反应很强烈，我也感觉到市场反应很强烈，对”国五条“可能还需要做观察，在实践的过程中，我想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迟福林说，从中长期看，出台房产税是一个大方向，但从现实的问题来看，可能急于出台房产税，未必对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利好，因为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面临很多很多的矛盾、问题，一定把房产税和房地产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相结合，来把握它的出台时间，我建议这件事情还是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做总体设计，来稳步推出。

以下是专访实录：

记者：迟老师，我们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总理就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您希望本届政府能够带来哪些改革呢？

迟福林：我们为什么讲改革红利呢？有几件事情，大背景要很清楚，第一就是未来五年到十年，我们能不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长，这对中国中长期的发展，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极为重要，如果保持了7%—8%的中速增长，我们2020年就初步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第二靠什么实现未来五到十年的7%—8%的中速增长，能不能靠内需，尤其是消费？第三这个内需和消费的主要抓手是什么？是城镇化，什么城镇化？不是原来的规模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那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才能形成消费的主体，形成社会稳定的主体，为此市场化改革，我们政府的改革就要跟上，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讲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就在于通过改革来实现以内需拉动的五到十年的中速增长，在这个增长中实现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改革，着力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改革，着力推进形成六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这种转型改革，然后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两个方面要有重要的突破。
接着：有一个说法说，新一届财经团队关键职位的成员都是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得力干将。

迟福林：对。

记者：有个说法就说，这可能暗示着将启动1990年以来最为积极的改革，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迟福林：这个说法我倒很高兴，因为我也是八十年代出来参与改革研究的，他们有些人，有些官员过去八十年代开始一起共过事，有的是老朋友，那么这些人，包括你说的楼继伟、周小川，他们第一对改革比较熟悉，第二应该在改革上积累了经验，而且他们具有一些能力；第三我相信他们上来以后，会把改革能够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行动，所以这是个好事，但是今天的改革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

记者：有哪些变化？

迟福林：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是投资拉动型的增长，现在要进入消费拉动型或者是创新拉动型的增长；过去老百姓的需求主要是生存需求，现在的老百姓主要是发展性的需求，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大趋势来改，所以要研究新问题，来推动新阶段的改革。新阶段最重要的在哪里？就是要和我们未来发展大趋势相适应，在调整利益关系上要有新的突破，所以他们这些人继续发挥作用，对我们下一段的改革十分重要。

记者：说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大家都知道是7.5%，低于之前以往的8%的水平。

迟福林：对。

记者：您认为这个定的目标比较低，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增速在放缓？

迟福林：从这一、两年的情况看，我们国家开始进入7%—8%的中速增长阶段，所以只要在7%—8%的增长区间，都是一个符合趋势，也符合现实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速度，所以定在7.5%，我想符合我们未来五到十年，可能处在一个7%—8%增长区间的一个预期；第二今年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有人估计可能比7.5%要好，但是7.5%我想定得比较客观，可能实际情况会高于7.5%.

记者：对，很多人是觉得7.5%的目标是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

迟福林：对，但是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多情况发生变化了。

记者：哪些变化？

迟福林：外部市场变化了，比如我们的出口，有时候就是复苏，这是一；第二需求结构变化了，过去有多大的投资，有多大的增长，现在生产过剩的矛盾也很突出了，就是外部市场和我们的国内市场都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合理的增长区间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应该是7%—8%中间，应该说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空间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区间上下波动，就是一个正常的波动。

记者：刚才说到出口的问题，去年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比如以广东为例，它的出口就下降了很多。

迟福林：是。

记者：未来出口的问题在今后一、两年内，会不会还是呈下降的趋势？

迟福林：我们的出口在努力改变一些状态，但总体说我们出口的主要市场在欧美，而欧美市场的萎缩不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中长期的，所以尽管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扩大出口，但总体上再回到过去大进大出的状况，（那种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了。

记者：现在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国务院去年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人说这个方案可能比较虚，您怎么看这个东西？

迟福林：这个方案第一该出台了，因为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牵动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了，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不出台，我们想拉动消费是很困难的，第二整个社会的矛盾问题跟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收入分配改革该出台了，我这两年也一直在呼吁上一届政府应该出台这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第二从这个方案来看，目标原则确定的很好，现在问题是两条，第一条需要在这个目标原则下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有具体的政策，第二需要突出重点，比如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比重很低，就应该作为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从政策、制度以及投入上来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这个就是我们收入未来十年，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倍增，从现在的20%左右能够增加到40%左右，对我们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都极为关键。

记者：刚才您讲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这部分人，有什么措施可以应用到这方面，加强这个群体的收入？

迟福林：除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以外，比如财产性收入，比如说一部分农民要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哪里？土地一定要成为他的财产收入，这就有一个土地制度的变革；第二还有一个结构性减税，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相关联，只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那就有利于中层阶层的发育；第三有些政策的调整，比如住房政策，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性的消费需求得到支持，这个也很重要，当然还有教育结构等等需要改变，所以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

记者：您刚才提到关于房产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房价现在有没有泡沫？

迟福林：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有泡沫，因为有的房价脱离了实际价值，房价过高，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就是长期的房价过高，它和社会的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短期内很高，可能中长期可能就成为一个问题。

记者：最近出台的“国五条”，您觉得它会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吗？

迟福林：有时候政策的制订者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是实际的效果没有达到，我说“国五条”到底会怎么样，大家还要看一看。

记者：怎么看一看？

迟福林：需要看一看，现在各方反应不一样，大家反应很强烈，我也感觉到市场反应很强烈，我感到对“国五条”可能还需要做观察，在实践的过程中，我想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

记者：南京和郑州今年传出要征收房产税，您认为征这个税会对房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迟福林：从中长期看，出台房产税是一个大方向，但从现实的问题来看，可能急于出台房产税，未必对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利好，因为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面临很多很多的矛盾、问题，一定把房产税和房地产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相结合，来把握它的出台时间，我建议这件事情还是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做总体设计，来稳步推出。

记者：有人认为国企应该退出竞争行业，留给民企去做，也有人认为应该加强国企的内部管理，比如说薪酬管理之类的。

迟福林：对。

记者：还有人的说法认为是应该提高红利上缴的比例，您怎么看待国企改革？

迟福林：国有企业改革是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来推进，比如说过去我们经济总量很小，国有企业在做大经济总量上有它的历史作用，今天我们要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国有资本如何在拉动消费上起作用呢？第一它就要调整以公益性为重点，比如说它在保障性住房，在教育、医疗投入多一点，它对整个社会释放消费就会起到一个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其他社会资本难以起到的作用，为此更多的国有资本应该投入到这种公益领域，公益性领域，最大可能减少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甚至要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第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能拓宽社会资本进入一般性领域的空间，比如垄断行业，有些垄断行业完全可以社会资本进入，这样我们现在社会资本应该说现在面临着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社会资本外流的现象也很突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国有企业转移到以公益性为重点的同时，就给社会资本的投入留下了空间，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第三你刚才谈到的上缴红利的比例，这个应当提高，现在比重太低了。

记者：您觉得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

迟福林：至少逐步提升到20%—25%是比较合理的。

记者：谢谢迟老师。

迟福林：你们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