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企业能够成为参天大树，而有的企业只是南柯一梦？长远的价值观、持续不断的增长性市场、健全的接班人选拔机制是造就企业长期存在的关键要素。企业的生命力源于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人。一个企业能否成为持续创造价值的组织，关键是企业是否有在不确定的市场当中不断获得和提升其人力资本的能力。

　　今天的中国，过去低成本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正在经历淘汰。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土地市场上所有者的产权意识兴起，以低价征地的城市化、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与基础设施和现代设备等物质资本不相称的是高端服务业人才的缺乏、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率的落后。金融危机当中四万亿投资基础设施策略的副作用开始显现，这加剧了人力资本投入与物资资本投入不匹配，形成了人力资本需求与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

　　由于体制的变革速度低于市场创新速度，在经济领域当中产生了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更富”，这加快了人力资本鸿沟的产生。中国历史曾经多次出现过由于僵化体制限制人力资本发展而造成的社会危机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林毅夫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提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 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 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 因而， 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 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而弥合经济断层而实现可持续创新需要有能够发挥人力资本效能的“孔融效应”，能够均衡知识资本、人力资本、财富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改革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人力资本的发展将以协同的模式替代成本高的交易的模式与行政命令的模式。社会资本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成员的社会资本与其在社会网络的位置、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经济特征都有关系。刚性体制让社会资本流动性的降低引起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而柔性体制为社会资本流动性松绑让社会经济发展得加快。教育改革的政策应当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要能够发展社会的柔性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证明协同创新模式之所以能实现国家长期的发展，是遵守了社会的演变的价值规律。当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共同推动网络社会的发展时，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了。在这一时期，只有将传统的刚性的教育体制替换为柔性的教育体制，才能保障社会资本的自然流动与人力资本的快速发展，以避免断层危机的发生。这个变革的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但是又是势不可挡的。

　　面对跨越人力资本鸿沟的问题，有的企业家从宏观层面找思路，有的企业家从微观层面找路径。从宏观领域看，一个经济体能否稳定发展，取决于政府能否建立高效率的社会化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也取决于是否能够为企业不断地形成和保持其创新力提供开放的条件。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一定需要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保持相对的柔性与流动性。克服人力资本不协调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障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土地产权的不平等这两个基本问题一定要同步得以解决。城乡一体化与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是保证这些阶层之间人员流动性的基本策略。政府放开教育管理，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获得兴办教育的公平权力已成为必然。不少大学已经开始针对人才培养机制与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这将带来人才培养效率的提升与人才市场的活跃，也将催生一批教育、文化与科技领域的新兴企业。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应建立人力资本的提升模式。通过流程再造、知识管理、决策支持等等策略来将员工从重复性的劳动中释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企业应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领导者的思维应从“用人”转变为“投人”。企业管理的本质是协同活动，每个人在活动当中都付出了时间，也得到了效用。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是优化协同活动，进而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员工投资于个人的技能和知识，能够让他们与雇主就薪酬讨价还价，这有利于企业家发现人才和配置资源。企业投资于管理知识与业务技能，能够让其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优势。

　　未来三十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自然与社会条件的改变，中国将具有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本存量。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社会，这一时期建立人力资本的协同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形成的新的跨文化的价值观有助于世界整体的人力资本优势发展，但是这期间社会运动的不确定性、文化矛盾和治理风险加强，跨越人力资本鸿沟的挑战越来越大。而现在，协同创新的理论尚未完全形成，这是政策制定者、企业家、与学者共同面临的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