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两岸的企业家，经常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其实，虽然他只是一个商人，却总觉得自己是君临天下的独裁者。

　　企业的独裁者

　　事实上，政治上的独裁者时代已经过去，可在局部的企业帝国里，独裁者的故事，还可以变本加厉地延续。管理独裁，行事严酷，好用权谋，企业像太平军进南京时的壁垒军营，而私生活甚至能像洪秀全一样，按着编码管理后宫。

　　私生活也很活跃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就是这样一位原教旨主义的企业独裁者。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大言不惭地把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富士康园区比作紫禁城，他的口头禅是“总裁我”，一类专制王朝时期的“孤家寡人”。如果继续考证，这种声口极可能来自于军营文化，自太平军名将陈玉成以下，掌权军人颇喜欢牛哄哄地自称，比如陈玉成死前就自称“本总裁”。

　　郭台铭生于1950年，那时台海两岸的政治文化，均为绝对服从的丛林法则。民主的开始是你敢于自杀，而专制的特性是你不敢自杀。如果你要自杀，我就杀你全家。郭台铭和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国民一样，害怕它，服从它，爱上它。做事说话都是领袖和总司令的声口。

　　郭台铭幸福的是，直到2007年之前，富士康的臣民中，还有大量比他晚生十年二十年的大陆公民。这些中青年人成长于前改革开放时代，他们既不了解城市，也无意了解。他们更大的梦想是赚取钱财，回家乡盖房子，至于罔顾《劳动法》地夜以继日工作、低廉而且经常被克扣的工资、动辄被辱骂的屈辱生活，实在算不得什么。

　　遭遇“千禧一代”

　　然而时代变了。

　　2008年开始，生于红旗下、长在开放中的“85后”和“90后”登场，并迅速成为富士康帝国臣民—一线工人主体。在做惯臣民的父辈眼里，这些“千禧一代”（1984～1995年生的和电脑长大的一代）具备了太多让他们看不顺眼的缺陷，诸如自私、孤僻、自我、懒惰和不安分。但公平地说，这些所谓缺点，换个角度看，不过是这帮家伙不具备做听话臣民的特点罢了。而如果换个标准，自私可能是捍卫独立，孤僻可能是注重心灵，自我可能是自信梦想，懒惰可能是惬意人生。如果是重视公民权和机会均等的社会，没准这些都是好品质。而他们诸如创造、活力、藐视权威、相信梦想的品质，更可绽放光华。

　　无论郭台铭多么强悍，改变规则和文化的只能是他自己，而非富士康里占据大多数的80后甚至85后。两岸企业独裁者，他们相当多人成长于独裁社会，接受并履行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并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近30年，自由的种子已经复苏，人性的魔盒已经打开，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再主动接受那个规则。他们是对的。

　　好视自己为独裁者的台海两岸企业家，应该明白，政治独裁者的时代早已过去，而没有暴力机器相配合的区区商人，怎能还沉迷于独裁的美梦。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郭台铭已经算是台海两岸企业家里非常能照顾员工福利的企业主，人们更愿意如此分析富士康：精神上的血汗工厂。这是郭台铭的委屈，也是他的悲剧。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他，山西黑砖窑里是较少自杀现象的，因为那里没有最苦，只有更苦。郭台铭这样的企业主，因为开启了企业文明，逗引了员工梦想，使得青年有了追寻美好生活的欲望，只不过壁垒森严的管理桎梏了这一切，让他们容易在反差中难以自拔。者，就算郭台铭变成善人弥勒佛，可能也难以解决这种反差。

　　郭台铭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连续为内地员工加薪。但从中国国民生存来说，由于迁徙自由被剥夺，保障严重缺陷，加上高房价彻底剥夺人们安居的梦想，使得企业就算大幅度增加工资，业已成为杯水车薪，完全无解国民的绝望。

　　必须改变的老板

　　我们需清醒的一点是，中国平民有暴烈的武力诉求平等的传统，此点是写入儒教经典的。且现代革命本身亦借此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员工对企业专制的反抗，正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自虐倾向。此种反抗特性是，既然我反抗不了不公，那么我可以毁灭我自己。

　　“自杀式反抗”是新群体运动形态。其本质是：如果我不能打动你，那我就打动整个世界；如果我不能使你同情，那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毁灭使你绝望。这种对社会心理的摧毁，必然带来牵连世界的多米诺效应。

　　管理者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将非常危险。“自杀式反抗”如被反复被习惯，必然使社会存在的心理基础崩溃，同时衍生具有规模效应的恐怖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最近已经连发几篇评论，官方学者也在发表言论，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税负问题、户籍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这可以视作一个好信号，也是当前解决跳楼罢工等一切危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