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人们的行动可能成为30年来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劳资关系从资方的绝对强势稍稍平衡起来。

　　罢工是个经济问题

　　罢工是个经济问题。香港是最早从内地的加工业受益的地区，包括张五常在内一些香港经济学家惊呼罢工事件会使中国内地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内地的经济学家则以实现经济转型为目标，期待劳工收入增加提振内地的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近年来发生的罢工事件，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农民工对进城发展的期望值上升。由于基础物价（水、电、煤、粮食、蔬菜）持续上涨，一些地区最低工资不足以维持工人的生活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劳动者放弃其他就业选择所带来的损失。在工人的概念中，机会成本实际上就是“划得来划不来”的问题。由于劳动力输送地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加和社会福利改善等原因，一些劳动者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从而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经济学家刘易斯（W.Lewis）的研究表明，当外出务工收益超过本地收益的30%以上，劳工才愿意离家务工，但现状是东西部制造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在趋近。

　　与上一代农民工希望赚钱回家盖房养老的目标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希望能进入和融入城市，因此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高很多。更重要的问题是，新一代劳工的教育程度和组织能力大幅提高，这使他们可以组织起来，通过罢工和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像老一代民工一样悄然走人。

　　劳资纠纷不是对抗性矛盾，工人不满意可以辞职走人，企业赚不到钱可以关厂或者重新招聘。劳动环境和薪资的改善，会刺激市场的劳动力供应，从而达成一个有效的平衡。

　　劳动三权的法制化和实践

　　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所谓的“劳工三权”正在走向实践。这一切转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所有制构成，非国有经济用工总数已经占城镇就业人数的75%，在发达地区，这个比例则更高。

　　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政府从最大的雇主转变为劳动争议的仲裁者。未来的趋势是，罢工权会被法律确认，罢工会成为一种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劳资博弈。

　　尽管中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工人有罢工权，但“法无禁止不为罪”，中国的法律也没有禁止罢工。一些主张高压政策的声音要求将罢工入罪，但实际问题是，即便想将罢工入罪，也缺乏相应的法理依据。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关于罢工权立法的讨论也一直在持续。在学术讨论层面上，法律界和劳动关系学界对恢复罢工权的研究和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深圳成为劳动关系领域的探索者，2008年，深圳市通过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因劳动争议发生集体停工、怠工的，工会应当代表劳动者同用人单位谈判，反映劳动者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方案。对劳动者的合理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予以解决”。这种对“集体停工、怠工”的法律确定，使得罢工权的最终合法化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

　　5月，本田汽车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厂职工在“停工”事件中，提出了工资集体谈判的要求，这是中国内地在外资和民营经济领域第一次将集体谈判权付诸实践。但是，相关的立法早已确定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基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1994年的《劳动法》就规定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使得工资集体谈判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