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对“忠诚”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忠诚于人和组织。而今，不禁有些许个人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战国秦孝公时期帮助秦国实施变法、对秦国有再造之功、而被后人尊称为千古法圣的商鞅，是卫国人，并且曾在魏国丞相公叔锉手下任5年丞相府中庶子。公叔锉死前向魏王推荐商鞅，然则魏王不任。上将军庞涓闻公叔锉推荐商鞅给魏王不成，欲招商鞅任军中司马，然则商鞅不受，闻孝公之求贤令远走秦国，最终成不世之名！

　　同样是战国时期的韩国法家之大成学家韩非子，其在对法制认识及著作甚至比商鞅还要高出一些。因为商鞅仅持法治一策，而韩非子则将势治、法治、术治互相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代表世界法家学说的最高水平的巅峰之作《韩非子》，其见识和境界远远高于后来西方国家的《君主论》。然则，韩非子与商鞅同为法家名士，其功业水平却是天上地下。

　　商鞅背卫弃魏，却在秦国得以厉行变法，20年强秦，使秦大出于天下。迁都咸阳、夺魏之秦河西失地。而后的历代秦国的强盛都离不开商鞅的变法之功劳，甚至于秦始皇得以统一六国之根本，就在于商鞅对秦国彻底的法治变革。

　　反观韩非，明知韩国不可救而非救之，明知韩国不可忠而非忠之。并在入秦之后游说秦国君臣全韩攻楚。以期将秦国在统一六国之战伊始，就陷入攻楚之泥潭。因为楚国地广人稀，并且崇山峻岭。秦在战争伊始无恢宏气势，六国战心仍在，难保因骤然灭楚而陷入连年大战。使得山东六国有时间得以喘息重新得以合众抗秦。一旦如此，则秦国统一之期未可知也。当是时，六国百姓因之前的连年大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渴望得以统一而过安居乐业之生活。因此，韩非之说不但是对秦国之害，更是对天下百姓之害。以韩非之识，不可能不了解天下民心、民情。也不可能不知道国家统一才是民众最大的保障所在。秦王嬴政欲请韩非任丞相，操持统一六国之盛举，而非却拒之、阻之、扰之。

　　商鞅不忠于卫、魏，而成不世之功，并著《商君书》；韩非愚忠于韩，在功业上碌碌无为，仅留下著作《韩非子》立世。以此观之，韩非比商鞅差矣。

　　我们再做个假设，倘若商鞅念在对卫国的忠诚，死守卫国；或者以为在魏国为官则老死于魏国。可曾会有商鞅今日之辉煌成就？

　　而韩非如果能帮助秦国统一六国，以韩非之对法治的完善和健全，配以势治、术治，完善商鞅单纯法制的不足之处，秦国未必会二世而亡，历史也会改写！

　　然则，历史不能假设。鞅亦鞅，非亦非，历史仍然是历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反观今日之企业，公司在对员工大谈忠诚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无视对人的尊重、漠视员工的疾苦、尽可能的增加员工的劳动时间、减少员工的加班工资，在合同法面不断地寻找法制的漏洞，管理人员以高压、强制等粗鲁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员工，任人为亲、对员工反馈的意见置若罔闻……等等。

　　而如果在这样一种状况下的企业，如果是真正的人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发挥和施展么？他们还有这个可能来谈对企业忠诚与否么？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今后能在市场中生存、发展的企业必将是——以人为本为管理核心的企业。

　　而对于人才来说就是找到这样的一种企业，去施展和发挥自身最大的才能。

　　因此，真正的忠诚是：忠于事而非人，忠于事业而非忠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