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部分产业成本优势丧失，是中国制造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浪潮，助推中国从人均GDP仅400元人民币的穷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化带来了生产过程的平台化和模块化，而这种平台化和模块化大大降低了技术准入门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就可以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切入。

显然，中国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正是自1978年以来国家组织和制度变革逐步释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对1980年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占四分之一。

在平台化和模块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启动之际，中国恰逢其时地推动了经济改革，这是中国30多年经济奇迹的关键。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中国企业根据这种劳动力特征所制定的流水线管理方式很快取得了竞争优势。如今，这些企业正在逐步失去“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当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时，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取决于成本差，也就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想继续获得成本优势，就必须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要素价格飞涨的今天，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又在哪里？

实践表明，中国企业仍然可以依靠成本优势来获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过，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已由纺织品、服装等初级产品，转向了集装箱、机电产品、机械制造等复杂性较高的领域，这一变化还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带来的。

仔细分析中国人口状况，会发现整体人口趋势没有变化，而是人口结构在变化。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300万以上的大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赫克曼认为中国大学生所占劳动力人口比例将会稳定在30%-40%，与美国和日本持平。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微观管理制度的调整，充分利用这些成本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并发展与他们的要素能力相匹配的产业，将他们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或将迎来劳动力的“新廉价时代”。

伴随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正逐渐从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者，提升为工程师、设计、管理等高端人才，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下一阶段竞争优势的源泉。中国应推进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变革，以激发创造者潜能，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来维系中国制造的“新廉价时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对员工管理应该注意以下问题：系统完善高级人才的职业生涯管理体系；改进管理观念与管理方式，施行柔性管理；增加福利制度的弹性，建立自助式福利制度，满足不同员工的个性化需求。

如通过制度改革，成功激发出技术、设计、管理等领域人才的潜能，预期中国将可以在电子、机械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再现“新廉价时代”。凭借性价比优势，中国将有望在本土培育出更多的世界性企业。当然，胜出者属于那些有全球视野并能充分利用中国要素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