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高通因滥用垄断被国家发改委处以百亿元罚单。随后，奔驰、奥迪以及日本12家企业纷纷触碰反垄断调查的火线，集中通过降价以获喘息之机。

与超国民待遇时代渐行渐远相伴，一众外资企业对在华营商环境开始表达不满。

这种声音大概源于2010年。是年，外资企业的月度财务报表上出现了两个新的项目：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至此，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全部税制已实现统一，印证了“外资无条件优先时代”的结束。

据了解，根据国务院1986年公布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的在华外企，可免缴国家对职工的多项补贴；符合出口条件的企业甚至可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多年后，依靠“特区”启动开放之门的中国显然进入了开放的新时代。税收、土地等政策的“超国民待遇”取消、法律监管的完善、本土企业的崛起等，让外资企业的光环顿然失色。由超级国民向普通国民过渡，或者说由与能力远逊于自身的内资企业竞争，倏然向与自身比肩的市场劲旅赛跑，一些外资企业一时难以适应。由是，他们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失公正与透明，甚至有“排外”之嫌。

事实上，回顾《反垄断法》实施近六年来的情况，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内外资兼有，在《反垄断法》面前，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中国政府逐渐取消对外企额外的超级国民待遇，恰恰说明了中国正在以法律与法规为准绳，接轨国际通行做法，试图营造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这是一种更为开阔与开放的姿态，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法律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佐证，值得为之叫好。

毕竟，寻求额外的优惠不是长久之计，它既说明了自身底气不足，也暗示了对方实力欠缺。放眼看，美国、澳大利亚等全球引资大国均实行“国民”待遇，并无特殊可言。让全球资本竞相追逐的，一方面是其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技术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便是健全的法律法规。这种健全，体现在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在法治可以屏蔽人为干扰的环境下，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是稳定的。

由此观之，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令全球瞩目，市场体系和法制建设也在不断修正与完善中。当前，这种“完善”还有待时间的考量，却传递了这样的信号：与超级国民待遇说再见，中国引资将迎来一个更为理性的时代，这对于有实力的内外资企业而言，都将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