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仁旺愿意，200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他完全可以顺利在京落户，按部就班地评职称、买车、买房，为孩子落好北京户口，成为家乡人羡慕的“北京人”。
一切都被他的“理想”打乱了。20岁出头的杨仁旺北大毕业后返回江西老家的中学执教。他错过了也许是唯一一次得到北京户口的机会。
后来，他再次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回到北京的中学任教。不在乎户口的“后遗症”正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逐渐显现：买车，买房，送孩子上学，都因没有北京户口波折重重。
自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国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一些小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取消，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进入门槛正在提高。
到2016年，31个省级行政区全部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里人”和“乡下人”壁垒分明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同时考虑到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很大”，“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今天，很多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发现，拿北京户口更难了。杨仁旺的学弟伍声是今年即将从北大毕业的硕士。他毕业班的同学时常谈起，北京户口一年比一年难拿，大家常会感叹，哪怕早毕业一年，对于拿户口来说，都有很大优势。
这些到处打探消息的毕业生注意到，有的单位前一年还承诺能为所有新入职应届生解决北京户口，后一年招聘时就变成了“条件优秀者可以解决北京户口”。
伍声一度表示，即便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只要能解决北京户口，他“什么工作都能接受”。
稀缺
曾在弱冠之年为理想而放弃落户机会的杨仁旺，当年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北京户口会变得如此稀缺。
他毕业那年，没有听到什么政策说要限制北京人口，求职者对户口的得失心也没有那么强。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负责人曾介绍，北京地区用人单位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户口进京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市属单位接收的学生，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另一个是中央在京单位、直属机构、企业接收的学生，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批。
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举办的“推进首都改革发展”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届毕业生进京数量的高峰年是2005年，约有两万人。此后北京开始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2008年起降至每年1.5万人，2010年起则降至每年一万人。到2014年，上限仍是一万人，但《北京日报》援引北京市人社局负责人的说法称，之后会呈逐步趋紧态势。
这一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为年度主要任务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2014年，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就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政策导向是非常明确的。”
在北京日益收紧的户口指标面前，近年发生的多起“倒卖户口”案件中，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买家”频频出现在涉事名单中。
伍声的一位同班女生建立了500人的求职群。对群里的多数人来说，“户口是核心焦虑”。
他们的担心不仅源于人口总量的压缩，也源于“结构”的调整。在2015年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说，为促进实现北京市“以业控人”的人口调控目标，针对部分行业的新增岗位，北京市将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
“京党硕男”，即北京生源、中共党员、硕士学历和性别为男，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是流行在应届生圈子里的求职规律。能解决北京户口，也是一份工作“更好”的题中之意。
在求职时，除第一条外全都符合的伍声本应更有信心。可是，当他和几个条件比他优秀的同班同学甚至常常连简历都没通过筛选时，他感到“自卑、恐慌、纠结”。
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早已存在。2005年，国务院同意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确定：2020年北京市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在短短四年后，这一目标即已失守。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860万。
新的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将控制在2300万人。而今，留给北京市人口增长的空间仅有不到130万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曾公开解释，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北京水资源的承载力算出来的。他说，北京现在每年的用水缺口是15亿立方米。这个数字接近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密云水库库容的40％。
关于北京市控制人口的政策，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日报》记录过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算的一笔账。
“到底北京应该发展多少人口，可能发展到多少人口，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说目前就是极限，有人说还能发展，还有人说你能控制住吗？”他说。
他这样算账：2014年之前的10年间，北京平均每年增加63万人。对比伦敦、纽约、东京，北京的速度是它们的5到10倍。如果这样的增速继续，意味着10年后北京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1.3亿平方米住房，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相当于整个伦敦现在的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米水的消耗，相当于南水北调进京水量的一半……
“不说它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有所作为的话，这个代价能不能承担？”陈刚反问。
影响
当杨仁旺回到江西老家时，他顶着父亲要跟他断绝关系的压力，眼里只有他的教育理想。
他希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公民意识。可在家乡，孩子们为应付考试疲于奔命。杨仁旺想讲自己设计的课程，连最基本的课时都无法保障。
他不想再成为应试的工具。2006年回到北京后，他的课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固定课时和一群有精力去实践的学生。课堂的形式很像大学，他会布置给学生一些题目，比如调研菜市场的社会阶层。这些中学生视野开阔，会在指导下阅读文献、设计问卷，实地观察、访谈，最后进行小组汇报，并形成书面报告。
“目前，想实现我的梦想，可能是要待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杨仁旺说。
但在组成家庭后，从不关心户口的杨仁旺，却被现实一次次提醒着。错过了北京户口，意味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没有户口的他，买房要提供连续缴纳5年社保的证明，买车需要提供暂住证，暂住证却要定期续办，等到换发居住证时，他要零点去排队，在寒风中等待了整整8个小时……
正在长大的两个孩子，更不断提醒着杨仁旺户口的重要性。非京籍的孩子在中考后不能进入公办高中，京籍孩子高考时被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录取的机会更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对记者说，户口对年轻人影响很大。直接影响是在城市获得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的一些待遇的差别。比如，廉租房只针对本地户籍人口，比如外地人的孩子在京沪受教育待遇不平等，甚至网约车资格也要本地户籍才能开。
他认为，这些做法对一线城市的一个威胁在于，可能会失去有创新活力的群体。任何行业和职业都是金字塔，年轻人是金字塔的底座。“没能让年轻人留下，底座就没有了。高端的人哪来呢？”
“我们的城市总是有一种掐尖儿的思维。我们总希望有麦当娜，不希望有年轻时期的麦当娜——她可能是个住地下室的穷人。”他说。
对于执着于户口的求职者而言，户口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避免孩子入学时遇到的这些麻烦。
一位2015年毕业、现就职于某政策性银行的男生总结了身边人热衷户口的主要理由：“人云亦云，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前辈们都说要拿户口，不明觉厉；买房、小孩上学、中高考这些，还是很现实的；对于未知的恐惧，虽然拿了暂时也没啥用，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另一位年轻人则认为，从长远来看，户口制度是“肯定会终结的”。问题在于，“也许10年户口就消失了，但是8年后你的孩子就要上学了。”因此，户口对大家来说是基于现实的可选项之一，“户口，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个绑架了太多其他价值可选项的身份证明”。
“中国未来的趋势，不断放松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会公平性。”陆铭说。不过，也有人回应：前提是超大城市的人口负载能够承受。
选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观察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已使人才开始更多地流向杭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大城市。
他认为，“上海连续多年GDP占全国比重的下降、全国三大科学奖获奖数以及重要专利数的落伍等，恐怕与上海长期以来的人口控制不无关系”。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201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10月31日，北京地区高校已就业的京外生源毕业生，有半数以上离开了北京。
陆铭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解决方案：几管齐下，科学规划未来人口数量，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数量，改善供给质量；充分利用管理和技术的手段缓解城市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些学者仍在思考的问题，在杨仁旺的生活里已经暂时不再成为问题了。他看中了昌平一家家庭式学堂，大儿子已经被他送去了那里的幼儿园，并将在那里继续读小学、初中乃至高中。
杨仁旺与户口问题会时不时地相遇，但他的目光从不被户口牵引着。“如果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就寄托在那个户口上面的话，那相当于是无视了很多可能性，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那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面。”
对于伍声这样，在户口极难拿、户口很重要的气氛里浸淫了6年的人来说，摆脱户口的框定并不容易。
在这读了6年书，他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是他实现职业梦想最好的地方，也是毕业后让他在物质上可能最匮乏的地方。而户口，不过是在这里生活的一块敲门砖。
2016年年底前，伍声终于找到了一份能解决北京户口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去年11月，北京雾霾正浓。患有过敏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结膜炎等五种呼吸系统和眼部疾病的伍声，去朝阳区某国际小学主持活动。到学校时才发现，这所小学里有一个封闭的罩子，内部是不被雾霾侵扰的空气系统。
这所学校每年的学费超过20万元。那一刻伍声突然觉得，“有资本才有更多选择，比户口能给我的更多”。
伍声的脑海里无数次出现这个画面：如果留在北京，按照有户口的这家单位的月薪水平，“也许30岁时，我还在租个次卧或者一居，爸妈来了，他们睡床，我睡地上”。
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路：他拒绝了那家事业单位，准备接受外地的一份工作。“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内，按照状态和常理，我兢兢业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比起户口把我拴着，再掏空家里的老底儿在燕郊买个房子，我没办法，只能离开。”
他说：“我应该不会留在北京，除非发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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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17-02-16 10: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