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职业病防治。一些代表、委员表示，职业病维权难是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应该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破除农民工身份歧视等综合措施加以“根治”，避免农民工以极端行为维权的事件重演。

“赌命式维权”牵动代表、委员心

在谈到农民工权益保护这一焦点话题时，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地重提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２００９年，张海超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全国人民脑海中，‘开胸验肺’事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患上职业病的农民工‘赌命式维权’的极端案例。”全国人大代表、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说，张海超的求医经历令人心酸，但实际上类似的案例众多。

“‘开胸验肺’事件揭开了我国职业病防治和农民工维权工作存在的种种弊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智慧说，这起事件也表明，我国现行的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值得反思和修正。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说，农民工患职业病后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这一现象，其实是城乡居民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典型现象。目前许多发达省份出现的“用工荒”，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城乡用工环境、社会福利的“双轨制”。企业、城市没有给农民工合理的福利保障，农民工就用脚投票，跟用工企业说不。

极端事件源自制度缺陷

“根据我的调查，农民工维权难责任大都不在农民工。”两会前夕，秦希燕代表专门对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难问题进行了调研，这些案件只有部分是因为劳动关系变动频繁、难以确定劳动关系原因导致，绝大多数是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阻碍了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或诊断鉴定结论违背客观事实等原因所导致，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立法设置不合理，对诊断、鉴定职权的监管机制乏力。

不少代表、委员都直指“开胸验肺”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许智慧代表说，根据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必须出具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史、工作场所、健康档案等，因为利益攸关，这一规定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同时，职业病防治与鉴定只能由特定的专门机构承担，许多权威医院的职业病诊断没有法律效力，这就难免产生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垄断与腐败。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杨伟程表示，我国现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如申请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手续繁琐，劳动者申请诊断难；劳动者在客观上处于弱势地位，用人单位由于利害关系拒绝或者拖延提供相关材料，对此缺乏相应的监管惩罚机制；职业病诊断体系不够完善，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效率较低。

职业病维权难需要“综合治疗”

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张海超最终得到了一纸鉴定，并获得６１万元的赔偿。代表、委员们表示，张海超事件的解决实际还是“特事特办”模式，应该从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提高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层面进行“综合治疗”，才能避免更多“赌命式维权”悲剧的出现。

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要从完善职业病快速诊断程序、建立经济困难人员职业病救济基金、完善资料提供制度、完善职业病诊断机构准入制、健全控告申诉机制和追惩机制等方面入手完善职业病防治与鉴定制度。其次，劳动保障、卫生行政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监管、执法职能，加大查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损害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因失职、渎职导致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另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农民工维权难的治本之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职业病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如何对城乡一体化进行突破。首先要放开进城农民工的户籍，农民工在城里工作多年连身份问题都解决不了，收入和福利的起点就不公平，难免引发很多矛盾和纠纷。同时，应该让农民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