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恶意不仅是对民工的恶意，使民工在流出血汗以后，还得经受精神上的煎熬，找不到老板，拿不到工资，全家的生活无法维持，这样的精神压力，往往不是常人可以经受的；这种恶意更是对社会恶意，是社会公正和谐的大敌，它不仅造成社会的混乱，而且还造成社会管理成本的极大消耗。每到岁末年初，政府都要为讨欠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恶意欠薪者却可以从欠薪中享受到众多的经济利益而平安无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如果不对这样的恶意欠薪者加以惩处，在客观上就是对他们的恶意欠薪加以纵容，就有可能使这样的行为愈演愈烈。

就本质而言，恶意欠薪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欺诈行为，譬如小曹所遇到的老板，欠了劳动者的工资竟一跑了事，岂不是“以非法占有他人工资为目的”的欺诈？对于一般的欺诈，可以请公安部门侦查，然而，对欠小曹工资的老板，却只能由小曹自己千方百计寻找，即使小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也不会受到任何经济、名誉和人身的损失，甚至连寻找的费用，也要小曹自己掏腰包，这样的处理，岂不是法律对恶意欠薪者的恶意，表达了太多的“善意”？

当然，在刑法中设立“恶意欠薪罪”，需要法律工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什么是“恶意欠薪”，需要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刑法决不能对恶意欠薪这样特殊的欺诈行为，采取不闻不问的宽容态度。正是因为刑法对这种欺诈的宽容，才使那些来意欠薪的老板有有恃无恐，也才使恶意欠薪现象会在社会上愈演愈烈。

不论是为了维护民工合法权益，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用工领域里的欺诈行为，在刑法里设立“恶意欠薪罪”，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