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农民工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推动有多大的作用，无须长篇赘言。套用“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思维，现在没人敢想“城市失去农民工，生活将会怎样”的结局——在虎年春节之后弥漫全国数个城市的“民工荒”，已经清晰的向我们印证了农民工在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如何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乃至社会地位，就成了行政领域不可避免的民生话题——在全国两会上，多方多角度对此进行了诠释和建议，而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全总增加“欠薪罪”的建议。

我也曾是一个农民工的儿子。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年迈的父亲为了能帮补我一些上学的费用（其时我自己处于边读书边打工赚钱状态），曾随一些建筑工程队打工，在工地上做电工或者维修工。然则，往往工程结束之后，父亲和他的工友们能拿到的工钱总是会被拖欠和克扣。那两年下来，父亲断断续续打工领到手的工钱连一半都不到，有五六千元欠薪一直到今天都无处可讨。我曾去工地看过父亲，光着瘦骨嶙峋的脊梁在夕阳的余晖中蹲在马路边喝着白菜汤……那一幕如针棘刺痛我的心灵，以致至今难以磨灭和忘怀。

讨薪的艰辛，父亲至今多次曾提，老板的无赖和蛮横，是我无法想象的。但随着舆论监督的进行，新闻媒体的扩声，恶意欠薪的社会问题这两年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从高层到地方，对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径，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和动作。然而，尽管一些欠薪问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但“跳楼讨薪”“讨薪遭辱”“讨薪被打”等等事件却屡见报端。恶意欠薪总难杜绝，就像一头潜伏的恶兽，隐于社会稳定的氛围之下，时不时出来搞搞破坏——与之对应引发的种种社会治安案件，虽无法详细统计，但注定有些会包含一些农民工讨薪不成的泄愤或解贫因素。

而即便是走在政府划定的行政解决路径上，也有诸多异象影响着欠薪问题解决的质量。虎年春节前，表弟打电话给我说，出来打工遭遇欠薪，我告诉他可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政府部门会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依法而为。没想到的是，在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与老板之间很熟，叫老板带钱来之后，象征性的给几个工资高的大工分了钱，而我表弟他们一干小工一分钱也没拿到。表弟很聪明，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给我挂电话，并很明显的提到了他表哥我的“记者”身份——事情就此起了转机，工作人员让老板再次带钱来为表弟他们发了欠薪……而我在接到表弟喜讯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悲哀。

我不晓得我的亲身经历究竟对说明恶意欠薪的农民工生态有无说服力，但我晓得在一次次讨薪的历程中，我的父亲和表弟他们，对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性都产生过怀疑。虽然他们不懂得“权利保护”以及“合同正义”和“信用透支”这样的词语的深刻含义，但他们懂得按劳分配是最基本的社会原则，因此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欠薪”这样一个违背社会基本原则的现象，至今仍无法消除——如果按照我的总结来说，就是如果恶意欠薪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惩罚，那么法律的权威、公正和公众对社会稳定的满意度都会大打折扣。而全总在两会上增加“欠薪罪”的建议，正好可破解公众的疑惑和不解，并给了全社会农民工以及我这样一个曾是农民工儿子以诸多期盼——希望在刑法中增设“欠薪罪”能早日实现，如此必然对规范劳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公众价值认知感和安全感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性无疑将起到良好的驱动作用——增进社会和谐，打造良好信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