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罪”可能写进《刑法》吗？它能有效防止恶意欠薪吗？

首先，要看恶意欠薪是不是单纯的民事纠纷。民法专家梁慧星反对欠薪入罪，建议从民事立法的角度，加强保护劳动者的工资债权：劳动者的工资可作为特殊债权处理，优先于国家税收受偿；将诉讼时效延长至10年；同时比照贷款利率实行法定强制利息。

对解决恶意欠薪问题，上述这些民事立法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针对不少黑心老板恶意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这些民事保障措施，无法保障劳动者拿回工资。老板都找不到，遑论起诉。因为到目前为止，恶意欠薪仅被视为民事纠纷，最多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一旦恶意欠薪入罪，则可由公安机关处置，避免了公民自力主张权利时，可能引发的暴力行为。

从现实看，恶意欠薪问题，已不仅仅是劳资间的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被拖欠薪酬者，往往是弱势群体，一些人被迫采取过激手段讨薪，比如跳楼、围堵干道等。既然问题超越了民事层面，当然需要将恶意欠薪作为犯罪打击。

其次，恶意欠薪入罪，不是欠债入罪，二者有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表示：增加“欠薪罪”与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从国际法角度讲，必须保证所有人不因欠款而监禁”。的确，我国政府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十一条为：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但是，这里的“无力履行约定义务”（inability to fulfil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是指还不起债，而不是有能力不还债。还不起债，只是个人的财产问题，一个穷人不能因还不起债，就被定为犯罪，该规定的本意是保护穷人的尊严。但黑心老板恶意逃债，有极大的恶意和社会危害性，与该公约宗旨相悖。

当然，不能指望恶意欠薪入罪之后，就万事大吉。劳动者工资被拖欠，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深层的制度性原因，包括城乡两元制度下的农民工务工困境，劳动保障制度与现实的脱节，现代商业信用机制的缺失……这些都不是一条《刑法》法条所能解决的。

一方面，这些深层次的制度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另一方面，现实中恶意欠薪经常性地引发群体事件。刑事立法打击恶意欠薪，能震慑无良老板，向劳动者提供公权救济，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着当然的紧迫性、正当性和社会民意基础。一旦对“恶意欠薪”做出具体界定，使其区别于一般的欠薪行为，立法的技术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靠《刑法》定罪解决，但通过刑事立法打击社会危害极大的问题，仍是可行选择。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已经有了7个修正案。其中将一系列被公众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列为犯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侵犯个人信息罪……这些都是立法者积极回应民意的体现。与这些犯罪相比，恶意欠薪入罪的民意基础同样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