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那些按照新法可以和企业签定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将不再是所服务企业的员工，而只是由劳务公司派到企业工作的人员，从而将企业的成本和责任压到最小。

　　立法初衷与现实的落差出乎一些参与制定新法人士的意料，劳务派遣也堪称一种“升级版”的规避方式，因为参与其中的，不乏航空、银行、石油、电信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上市公司。按惯常理解，这些国字号的大型企业应该最有觉悟地执行国家法律，不会与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一般见识，但现实往往颠覆常理。

　　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规避或钻漏洞等行为，就如同逻辑上有“A”就同时有“非A”一样必然且正常。在新法尚未实施、对现实发生作用前，不好妄自评判其成功或失败，但是，为什么一部旨在强力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现实中却出现突击裁员、劳务派遣这些严重损伤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新法正式实施之前的劳动者权益的急剧流失，该如何补偿，谁来承担责任？这些问题无法轻易省略，值得立法者、执法者以及众多法律人士的反思与应对。

　　若深究一下，这次劳务派遣行为的泛滥，倒为可能的对策提供了一些线索。据《南方周末》报道，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劳务派遣公司有26158家，其中由劳动保障部门经办或审批的为18010家，接近70%.许多劳务公司与当地劳动部门关系密切，比如报道中提到的山东一家劳务公司，就隶属当地社保局，各方面都有“保障”，客户包括各大银行、事业单位、省属企业等。作为执法者的有关职能部门，若与不断规避、钻漏的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或参与共谋，则相关法律不论如何精进与完善，也恐成镜花水月，于现实之振作难有作为。不要说这次存有不小争议的《劳动合同法》，其他一些曾赢得口碑的法律，因执法问题而使立法精神沦为纸面权利的例子还少么？

　　在一个法治国家，执法可能比立法更为重要。劳务派遣一事，不能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一古老而又当下的常识。《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在即，即便有再多争议、再多质疑，毕竟木已成舟，事实无法更改。接下来人们所能做的，是将法律精神贯穿于执法之中，增强劳动者的对话能力，保护他们的权益，尽可能实现劳资双方的双赢。至于种种不足，尚待完善之处，不妨暂且搁置，留待法律自身的演进逻辑，相信历史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