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研究人力资源的学者，您认为《劳动合同法》出台有什么意义？

　　张：《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太及时了，我认为有以下两点战略意义：

　　首先，有力地配合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实际收入差距，以及企业内部高管人员和基层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我国的经济转型时期，在向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步子走得急了一些，存在员工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再比如，在一些民企和外企，很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像试用期问题，即企业在试用期满之前解雇员工，借此名目压榨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的劳动。所以，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从一味加快脚步转移到逐步迈稳脚步上来。

　　其次，《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间接配合了我国科技兴国的战略发展目标，帮助企业认清形势，从单纯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超额利润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获取利润的层面上来。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世界工厂，甚至有变成加工车间的危险，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扮演着低端加工的角色，过于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来赚取利润。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我国劳动力供给丰富有关，但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也应该是有权益底线的，不能跌破这个底线。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国家法定福利缺少或其他剥削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而且有些企业给劳动者的工资非常低。这种过多地依靠低人力成本发展的企业对我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十分不利，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关键还是看科技创新。低人力成本造就不了强国。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上升速度很快，美国的国债就买了1/3，有人认为中国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路子是对的，我不赞同。近期人民币不断升值，不禁让人想起日本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受美国的压力而升值日元，导致90年代金融危机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就不仅仅是企业人力资源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一种调节，让更多的企业目光做个转向，转移到科技发展上来。

　　记者：您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应该注意什么？

　　张：《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包括学者、企业等各个方面都在看，看《劳动合同法》到底能不能实施到位。我曾经听一个外企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这么说：如果《劳动合同法》实施了，我们外方就得撤资走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短时间内，会有一些企业接受不了，但从长期看，这对劳动关系是有利的。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倒闭，但倒闭的企业往往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不足为惜。而《劳动合同法》中的大部分规定都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企业应该做到的，如果企业合法经营，不会对这些企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因此，《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抓到位，落到实处。

　　记者：您认为法律对人力资源建设有什么作用？

　　张：法律的出台对人力资源的完善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是美国人力资源大发展的时期，原因有多个方面，但是相关法律的出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像美国《公平就业法》中规定，企业雇佣的劳动者中，对有色人种、弱势群体等都有比例要求，一般都要占其雇用人数的1/4.这些法律的出台促进了美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合同法》还是以维护弱势群体为主的，肯定会给不守法的雇主带来高昂的成本。但正是因为今后劳动关系案件可能会带来高昂的成本，才能促使雇主想办法提高管理水平，更多地关注员工权益。

　　现在我国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将使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向着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走得更快。如果没有法律，很多企业的老板对现代人力资源观念根本就放不到心里去。在他们的眼中，劳动者并不是什么代价高昂的资源，因此粗放式管理方式用的比较多。有了硬性的法律规定，将对规范人力资源管理、提升人力资源素质非常有效。

　　记者：从人力资源角度看，您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意味着什么？

　　张：《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保护劳动者的行动，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雇用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少这方面的手段。按道理讲，工会应该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主体地位，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这种主人翁精神打造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改革打破了大锅饭，也对传统凝聚员工的方式造成了影响，国有企业的工人出现了信仰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细致的劳动法规出台来保护工人，维护新型的劳动关系。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民企与劳动者更多的是用物质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的关键说到底是金钱。劳动者很少有国企主人翁的奉献精神。现在出台了《劳动合同法》，促进雇主要重视与劳动者的关系，促进雇主考虑，除了钱以外，还要与员工建立新型的雇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