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争论，我支持后者，即劳动合同法应有倾斜性，要给予弱势的劳动者更多的法律支撑。

　　道理很简单，劳动合同法立法的最大目标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要阻止中国社会的底层民粹化。中国社会如今贫富悬殊、阶层撕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底层的民粹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在现行体制内通过改良，把它抑制住，谁又敢说吃大锅饭的文明不会反扑？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可能就是这种改良中最重要的一步。

　　如果我们能在劳动合同法中向弱势的劳动者倾斜，给予他们更多的法律支撑。那么当他们在强大资方那里受了压榨，感到委屈气愤时，他们就会去寻找法律的支持，在体制内寻求解决渠道。他们就会相信这个社会依然还有正义，政府还值得信任。广大的底层民众就比较容易保有平和心态，而不会民粹化，选择激进道路。

　　但如果在劳动合同法中施行所谓“平等保护”，面对由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的利益主体和集团，即所谓中国特色资方的强大博奕能力，几乎毫无组织的、以分散个体出现的弱小劳动者，在现实情境下的司法对抗中节节败退，直至溃不成军，是不想可知的必然后果。如果底层民众在体制内寻求不到法律支持，那他们基于现实理性，就必然选择沉默或自行解决。然而，无论是沉默还是自行解决，那都是深厚的民粹化沃土。如果真如此，则国家的前途堪忧。

　　支持“平等保护”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由是：提高劳动者保护水准，就会造成大部分底层劳动者根本无法获得就业，不是帮劳动者，反而害了劳动者。并宣称这会破坏国家经济。另外，还有外资代表以撤资相威胁。

　　这是危言耸听！是谈判技巧。作为衡量劳工标准最主要的指标，工资收入分配占GDP的比例，经济起飞中的中国却一直在下降，2003年已怪异地低到只有12%.这个12%还是笼统的，公务员的工资、高管的工资和老板的工资都包含在内。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日本经济从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工会力量虽比不上欧美，但也一直很强大。对应的是其劳动者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而日本的经济起飞正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美国当年“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加强劳工权益。道理其实不复杂，劳工强了，才能提高工资；民众富了，才会消费；民众消费能力强了，国家经济才会有强劲而持久的动力。民弱且贫，而国能富强者，从近代以来还没听说过。

　　至于外资，它们的反应是正常的。中国劳工越弱，它们获得的绝对利润率就越高，所以他们必然反对提高劳工权益。但如果真的提高了，它们就会走么？未见得，商人求财不求气，绝对利润率的降低并不就意味着总利润的降低，只要中国市场有钱挣，到时它们保证把“撤资威胁”忘得比谁都快。我们如果过于当真，倒是我们不成熟了。

　　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上，我真心希望社会的精英阶层能够理性一点。在目前下层民众几乎不能参预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一味的看护自己眼皮子底下的那些现实利益，不愿意向下层民众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那对劳动合同法最终的结果，我实不敢于乐观。而必然随之而来民粹化浪潮，会让所有人都不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