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 如果一个企业问题不断，效率低下，一定是管理层想做好人的太多了。就像一个大楼的玻璃窗，今天破，明天补，不断补，不断破。不在打破玻璃的那些人，而在管理大楼的那些人。

我并不是想用“坏人”来博取大家的眼球，而是对职场中做个坏人有很深的感触。特别是国有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滋生了太多平庸而自我感觉良好的领导，他们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专业人士——如何让企业赚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官，弄得企业像是一个官场，相互买好，明哲保身。

当然，也有非常优秀的领导者，只是太少了。大家都在做好人，做好人的结果是允许低效率的存在——看见错误的行为，不是大声地说出来，甚至是严厉的处罚，而是扭头走开，不想让自己扯上麻烦。

有时，我在想，我们的企业缺少“官”吗？不！我们缺少会骂人的职场坏人。不想骂人也不想被人骂，是大家都想要的，但却不一定是大家需要的。“骂人”可能会伤害到某些人，但却能避免他人误入歧途。这正是“骂人”的价值所在。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做旅长的时候，军队里饮酒驾车的现象比较普遍，以至于鲍威尔“对酒后驾车事故都快没辙了”。有一次，一个军士长酒后驾车犯在了他手里，鲍威尔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挥舞着拳头把桌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鲍威尔发火的事立时就传遍了军营，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惹鲍威尔生气了。事后，鲍威尔对他人说：“说实话，那感觉好极了，我不怕让他们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还可能大动肝火。”

有哪位领导骂了人还会说“感觉好极了”。没有！但我现在开始明白鲍威尔为什么这样说了——还有什么比负能量得到压制更令人惬意的吗？

有时，我在想，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高效运转，一定是因为这个企业有人愿意出来做坏人。他们不留情面地做出苛刻的评价、批评，包括严厉的处罚，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魔鬼”，但他们却维护了企业的效率和尊严。

我发现那些拯救企业或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人，没有一个是“温柔型”的。卡洛斯·戈恩将日产汽车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成为全球获利最高的汽车公司。其实，他就说了两句话，当有人不想按他的想法做的时候，戈恩就说：“你不愿意这么做就离职！”当某项改革方案遭到反对时，戈恩就说上句法语“Je ne sais pas”（不知道你说啥），一切就OK了。

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谈到戈恩的成功时说到，戈恩在日产人的眼里就是一个恶魔，但在不容分说的铁腕下，他变成了英雄，变成了“经营之神”。

有时，我在想，如果一个企业问题不断，效率低下，一定是管理层想做好人的太多了。就像一个大楼的玻璃窗，今天破，明天补，不断补，不断破。不在打破玻璃的那些人，而在管理大楼的那些人。

有一个企业有问题不是“照章办事”，而是开会、喊话。领导们个个说的是“义正词严”，似乎“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往往是“一阵风”而已。有一次，这个企业的老总对时常重复发生的“低老坏”问题感到难以容忍，就在会上厉声喊道：“若再发生重复性问题，就追究车间主任的责任。”但是，没有人把他的喊话当回事。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企业关于“重复问题”对车间主任有专门的处罚规定。可是规定制定了三年，重复问题不断发生，一个车间主任也没有受过处罚。

当一个企业的管理层都在做好人的时候，是十分可怕的，不说不为，企业也就不会有什么秩序和效率可言了。

有时，我在想，如果领导与管理有区别的话，那么领导需要做好人，管理需要做坏人。领导产生激励，管理施加压力，甚至是压制、威胁。教育永远不是万能的，要管理就要得罪人，你不“管”他就不“理”。

《执行》作者拉里·博西迪在管理一家职能型结构的大公司时，管生产的头儿和管营销的头儿冲突不断，库存总是无法实现平衡。博西迪专门找他们一起坐下来开会，和他们谈改善共事方式的重要性，但三个月之后，一切照旧。博西迪就又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一句话没有说，当场把遣散费发给他们，收回他们佩带的胸卡。随后让一个高大的警卫把他们“护送”出工厂。

当天下午，他们俩个再次来到博西迪的办公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明白了”。他们重新回来后，学会了密切合作，企业的整体业绩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最后，我在想，为那些敢做职场坏人的领导加油吧！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些偏激，那么就请静下心来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我们自己吧。

有一天，有位朋友到一个重要部门任职，我去祝贺：“这个位置很重要啊！”他对我说“难做啊！要做出业绩来，就要得罪人，不想得罪人，就要牺牲业绩。”

不想得罪人，就要容忍平庸，牺牲业绩，这就是现实，这就是那些踌躇满志的老板们、那些想成为企业精英的人必须要接受的现实。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吧！